课外辅导,是否应该存在?
课外辅导，是否应该存在？
201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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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潇专栏】
课外辅导，是否应该存在？
原创作者|刘潇
本文首发“刘潇老师有话说”
版权归刘潇老师所有
1993年，我在任教两年后来到陕西教育学院数学系进修。当时我们宿舍住了六位同学，最大的已经任教十多年了，我年龄最小，其他舍友把我称为小六子。
那时候，西安还没有什么课外班，但是，没有课外班不等于没有课外辅导,那时候大概有两大辅导结构。
一个是大学生家教。当时还没有家教中心这类中介，都是象今天一些地方自发形成的农民工市场那样，大学生拿着一张纸，写上自己的简介，聚在一起形成了家教市场。象西门外，东门外这些地方。但最多的是小寨军人服务社门口，台阶上一字排开，能有几百大学生之多。每到周未，欲给孩子联系家教的家长就来到这里给孩子寻找合适的老师，场面很是壮观。
如果说大学生家教给当时的家庭提供了一定的辅导资源的话，另一个资源却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联系到的，那就是陕西教育学院的学生。
当时的陕西教育学院是一所成人院校，主要是给陕西省的中小学老师进修深造的，要求必须是有三年以上教龄的老师才可以报考教育学院，当时中小学教师普遍学历比较低，任教十几年的教师来进修的也很多。（随着教师学历普遍达标，陕西教育学院现在已经改制为普通高校，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幼儿师范学院。）
也就是说，陕西教育学院的学生，其实大都是具有至少三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在这里找家教的，大都是通过关系找的。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当年陕西教育学院的学生所带的家教效果曾被西安晚报正面报道过。
刚到陕西教育学院不久，有一次课间，系秘书在教室门口问：那位是刘潇同学？
我出了教室，秘书说系主任孔老师找我，让我去孔老师办公室。
到办公室后，孔老师说：你去一下一楼保卫处，保卫处长有事要找你。我心想我没犯什么事呀，保卫处长找我干什么。
进了办公室，保卫处长说，，我就给你们系主任打了个电话，娃在工大附中上初一，你愿意接不？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就这样，我在稀里糊涂中接了第一个家教。
那时我才到教院不久，在系上还不熟悉，也许是那位老师把我推荐给了系主任吧。
带了一学期后，孩子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家长就动了心思，想把我调进工大附中带他孩子。家长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足，，他又把处长的孩子，局长的孩子，厅长的孩子，都介绍给了我。
我那时二十岁出头，年青气盛，一头钻进了准备考研的路上。家长一门心思的想把我向工大附中调，我根本就没听进去，可以说把家长的帮助理都没理。如果当初我稍松下口，今天我也许就是工大附中的一位牛人了。
有一次周未，我一个人在教室里自习。这时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中年妇女，问我这是不是数学系教室，我回答说是。她问我能不能帮她女儿联系一位家教，要求是有经验的女老师。我就帮她联系了一位同学。
后来有一天，这位同学给我说，那位家长在历史博物馆上班，让我去历史博物馆人事处，她有事要找我。我不知是何事，就找到她办公室，她说我帮她找的老师非常好，向我表示感谢，然后把我引进博物馆让我去参观。那时历史博物馆还是售票参观的，我就这样无意中免费参观了省博。
后来，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因这样那样的渠道带上了家教。
大概在1995年前后，西安就出现在家教中心这样的中介，辅导班也开始萌芽，随着中介及辅导班的增多，自发形成的家教市场就慢慢消失了。
当初，没有课外辅导机构时，有家长以找家教的方式促进孩子的学习，因为都是在各自的家里，引不起谁的注意，也引不起攀比，引不起对谁的心理冲击，也就引不起社会的震动。
大概在2000年前后，课外辅导班就开始膨胀起来，名校小升初也普遍性地引起了关注，奥数逐渐成了社会问题。
课外班的存在，给部分家长找课外辅导资源提供了方便，也唤醒了全民的教育意识。然而，政府的管理不到位，名校的扩张、诱引，课外班的无序竞争，家长对孩子成长的盲目，使得课外辅导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基础教育的改革和管理是方方面面的，需要政府引导、规范，给老百姓能提供一个有秩序的良好平台。在政策不明的情况下，政策越严厉，老百姓越煎熬。
有资源的人，孩子的课外辅导可以继续进行，就如我当年进出的那些家庭，老百姓呢？宁愿阶层距离继续拉大、固化？
延伸阅读：
▲一名正在复习的男考生满头白发 /视觉中国
它与学校教育相伴而生，如影相随。它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通过小班化和一对一的教学，加强学科学习。但与此同时它也大大强化了应试教育价值、加重学业负担、加剧教育不公，让我们的孩子带上枷锁——它就是“影子教育”。
课外补习：反噬教育的“影子教育”
原创作者|教育思想网
本文选自“教育思想网”，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
▌违背规律的“提前教育”
课外补习的基本模式是实施超过课程标准和学校进度的学科教育，即“抢跑”或“提前教育”，而课堂教学主要采取解题、做题、刷题的“应试教育”模式。
在北京，培训机构建立系统的择优体系，而择优体系主要依靠其“超常体系”，即五年级学完小学课程，六年级以复习和准备“小升初”为主。“超常班”由每年的“杯赛”和统一选拔产生。
▲初中三年培优-尖端体系示意图
课外补习超前的程度令人瞠目。对学龄前儿童“幼小衔接”的暑期课程，数学甚至能达到小学三年级的程度。
▲沪教版小学数学大纲与小学奥数教学大纲对比表
上表左栏是目前沪教版小学数学教材的内容，右栏参考了学而思培训奥数三年级的知识点大纲。可见，三年级奥数的知识点已经包括比较复杂的整数的四则运算，以及和差倍、年龄、周期、平均数、盈亏、鸡兔同笼等等，涉及较为复杂的数学方法。几何则不仅要会计算面积和周长，还要会处理复杂图形、运用巧算技巧。而小学奥数杯赛的难度还要大得多。
上海市一个6岁儿童上的学而思“小学新一年级强化班”，10节课的主题分别是：1.推理比较；2.线角初步；3.加减法应用初步；4.折叠分割思想；5.时间的认知；6.方向与坐标；7.叠加覆盖问题；8.统计初步；9.益智趣题；10.感受图形之美。第二讲《线角初步》，已经涉及锐角、直角、钝角这些几何概念，在网上直播课中，老师直接给孩子灌输“三角形内角之和为180°”。
这样的学科知识点。在正常的课程教学大纲中，这至少是小学三、四年级的内容。
多数培训机构的教育方法是以解题、做题为主，而不注重过程、忽视数学逻辑思维训练培养。因为“补习班强调的是‘捷径’和‘效率’，只注重解出问题的正确答案而非探索数学概念的系统性架构。”因此，补习班出来的学生往往眼高手低，仅仅学会了机械地套用一种公式。一个经典的说法是“补习越多，学习越少”。
“抢跑”的起跑线不断下移，已经到了幼儿园和托儿所。2017年8月，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发布《上海幼儿早期教育（0-6岁）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有57.1%的家长为孩子报名幼儿园以外的早教课程。
其中，0至3周岁幼儿有39.9%参加过早教课程，4至6周岁孩子有73.5%参加过。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要花费17832元，占父母年收入的11.9%。
最为惊人的，是培训机构对3岁前的婴儿开展的奥数教育，举办所谓的“托奥班”。如下标所示。
▲“托奥班”报名表
据媒体报道，上海一位2岁半孩子报了5个培训班，因精神紧张而致“斑秃”。如家长所言，教育培训“往下端突破，需要的只是扔掉道德，扔掉良心，扔掉底限。”“不仅消磨了孩子们本该有的金色童年时光，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孩子的好奇心，想像力……从根源上浇灭了孩子们想象的火花，把所有可能的天赋断绝在襁褓之中。”
▲斑秃的孩子
▌违规与学校招生挂钩
长期以来，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混乱，鱼龙混杂，培训机构有证无照、有照无证、无证无照的情况大量存在。上海在2017年在治理培训机构专项活动的调查中发现，近 7000家教育培训机构中，证照齐全的 2000多家，有营业执照但无教育培训资质的 3200多家，无照经营的1300多家。学习场地安全、教育培训服务规范性等问题严峻。
▲上海7000家课外培训机构资质情况
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培训机构的问题，涉及培训效果和教师资质的虚假宣传，教师资质无保障，收费过高和退费困难等等。但就对义务教育秩序的干扰而言，是违规举办各种杯赛，通过举办“占坑班”、统测等方式违规与学校招生挂钩，并伴有利益交换。
在上海，中环杯、小机灵杯、亚太杯和走美杯等奥数“四大杯赛”，被社会教育机构热炒为民办初中的“敲门砖”。尽管上海、北京等多地发文不得以杯赛成绩作为入学依据，但各类杯赛依然在举办；或者改头换面，包装成“数学花园探秘”等新名称，与原来的杯赛进行捆绑宣传。
公办重点中学与培训机构暗中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占坑班”，从中选拔优秀学生。据一位北京从业人员的现身说法：
“首先向家长直接说明培训班是与某名校直接合作的，能进入‘占坑班’就等于被提前录取。同时，将第一次测试搞得很难，学生很难及格，工作人员会趁机推荐家长报补习班。还会将‘占坑班’的名额慢慢公布，拉长大部分学生的报班学习时间，本次没有考上的学生还可继续报班学习。培训费中有一部分直接给学校‘提成’”。
大型培训机构的“统测”成绩成为掐尖招生的“入场券”，以及入学后按成绩分班的重要依据。
每年4月左右，培训机构在重点学校招生前组织春季统测，将学生成绩以及在全市的排名发到家长手中，家长通过各种途径将学生的“个人档案”投递到学校，学校据此挑选学生并组织提前面试。此外，培训机构还与学校教师合作，从学校购买学生的成绩单和联系方式，通过给教师提成的方式让教师介绍学生参加课外培训。因此，培训机构在与家长进行电话销售时，可以准确地说出学生的姓名、班级信息、考试成绩。
▲中小学课外补习班招牌广告 /视觉中国
培训机构采取“制造焦虑”的捆绑销售和饥饿营销。在一些大城市，由于培训机构的“学位”在一定程度上与重点学校挂钩，从而造成“一位难求”，正在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在培训机构严密的等级体系中，学生要进入满意的班级，一是入学测试成绩必须达到分班标准，二是班级有空余名额。
很多家长为了获取一个“尖子班”的学位，必须让孩子从一二年级就开始抢占学位，一直读到六年级。许多打算到五六年级再给孩子报班的家长担心被“轮空”，不得不及早报班。有的机构将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班捆绑销售，不能“零售”，形成对家长的“绑架”。
▌补习教育绑架学校教育
在城市学校，由于多数孩子都参与了课外培训，致使学校的教学进度难以组织，少数未参加过补习的学生不得不参与补习。
不少公办学校违反规定，将奥数等超纲的教学内容引入教学，或出现在试卷的附加题中，诱导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显示教师借助培训机构作为提高分数的手段，甚至产生依赖。
关于补习教育究竟能否提高学业成绩，各种调查的结论不一。但它抵消正规教育的作用，却是比较明显的。最突出的是补习机构会挖走学校的优秀教师。例如上海一所初中的数学特级教师率团队一起投奔培训机构。
更为普遍的情况，是老师知道学生在参加补习后，在课堂上会不那么认真教。另外有些教师违反规定自己在从事课外补习，会在课堂上节省精力，甚至故意减少课堂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参与补习。
在许多城市和县城，课外补习成为学校教师重要的营生，举办“托管班”和补习，收入远高于正规教育，牵扯了教师的精力分配和工作重心。据2017年北大教育财政所家庭调查（ciefr-hs），中小学生参与公司举办的补习班的比例约占二成，参加个人办的补习班的比例高达74%。
课外补习更重要的是对教育价值的改变：只关注考试成绩而不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成功地把教育变成了一种商品”。
▌课外补习扩大教育不公
过度的课外培训极大地增加了学生课业负担，高昂的补习费用成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
据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于对全国18个省市18645个有效样本家庭进行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调查”数据，全国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每年5244.08元。
其中，城市家庭为7267.88元，县乡村家庭为4729.06元。其中,购买各类校外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平均支出为4055.18元，约占教育总支出的77.3%；其中，城市家庭为5553.92元，约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76.4%；县乡村家庭为3681.18元，约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77.8%。可见，在家庭的教育支出中，绝大部分支付给了学校以外的机构。
▲校外教育产品和服务支出占教育总支出比例（%）
据201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成本”调查，对北京、广州等8个城市近5000名中小学家长的调查，76%家庭年均支付子女课外补习费用3820元，最高的达到年均8万元。家庭平均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6.1%，占家庭总支出的35.1%，占家庭总收入的30.1%。
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开展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我国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和规模均处在较高的水平，且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全国基础教育阶段生均家庭教育支出8143元，其中城镇1.01万元，是农村3936元的2.5倍。从校内外家庭教育支出来看，小学阶段校外支出的比例最高，占38.3%；
▲家庭校内外教育支出占比（%）
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教育总体参与率为47.2%，学生平均费用约为5616元。全国中小学生学科校外教育参与率为37.8%；其中农村为21.8%，城镇为44.8%，平均费用为5021元。
分地区看，校外支出占比东部地区最高为42.1%，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37.2%和36.3%，中部地区最低为34.1%。从城镇内部来看，最高的一二线城市分别为44.2%和44.4%，其他城市平均为38.8%。家庭很大一部分校外支出都投入在了校外教育上面。全国校外教育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580多亿元。
▲各地区校外支出占比
据2014年薛海平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简写为ceps）,对近2万名包括城市、县镇和农村的初一和初三学生的调查，我国初中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47.3%，其中学术类的为33.2%，兴趣类的29.3%。位于省会城市市区学校学生参与的比例最高（66.9%），市/县城中心城区学校学生参与的比例（66.4%）远高于边缘城区和城乡结合部学校（43.4%）；边缘城区和城乡结合部学校学生参与的比例又明显高于乡镇农村学校（30.0%）。
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68.1%）明显高于家庭经济中等的学生比例（50.2%），远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比例（31.5%）。不同质量学校学生的参与情况也不同，学校排名越靠前，学生参与的比例越高。此外，成绩越好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越高。
▲初中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
我国义务教育的现实，不同家庭背景对孩子所在的学校教育质量有明显影响，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就读的学校质量越好。
课外补习正在成为学校教育之外一种新的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家境优越的学生选择接受更多的补习教育。课外补习与学校教育的双重压力，致使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教育公平的价值被进一步损害，对义务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构成了严重挑战。
